林语堂:论幽默

时间:2019-03-22 16:35:08 作者:佚名 资料来源:网络

林语堂:论幽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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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语堂:论幽默

 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,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,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,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。

  ——乔治?麦烈蒂斯《喜剧论》

  上篇

 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,所以一国的文化,到了相当程度,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。人之智慧已启,对付各种问题之外,尚有余力,从容出之,遂有幽默——或者一旦聪明起来,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,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、矛盾、偏执、自大,幽默也就跟着出现。如波斯之天文学家、诗人荷麦卡奄姆,便是这一类的。《三百篇》中《唐风》之无名作者,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“子有车马,弗驰弗驱,宛其死矣,他人是愉”之时,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。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,《郑风》“子不我思,岂无他人”的女子,也含有幽默的意味。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,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,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。太史公称庄生滑稽,便是此意,或索性追源于老子,也无不可。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、淳于髡之流,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。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,确乎是精力饱满,放出异彩,九流百家,相继而起,如满庭春色,奇花异卉,各不相模,而能自出奇态之争妍。人之智慧,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,各抒性灵,发扬光大。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,格物穷理,各逞其奇,奇则变,变则通。故毫无酸腐气象。在这种空气之中,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,杀身成仁,临危不惧,如墨翟之徒;或是儒冠儒服,一味做官,如孔丘之徒,这是谨愿派。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,如杨朱之徒;或是敝屣仁义,绝圣弃智,看穿一切,如老庄之徒,这是超脱派。有了超脱派,幽默自然出现了。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,笔锋是犀利的,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。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,在超脱派看来,只觉得好笑而已。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,守丧之期限年月,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。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,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。后来因为儒家有“尊王”之说,为帝王所利用,或者儒者与君主互相利用,压迫思想,而造成一统局面,天下腐儒遂出。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,一种对人生的批评,不能因君主道统之压迫,遂归消灭。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,老庄文章气魄,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,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,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,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。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,不遇时都信道教,各自优游林下,寄托山水,怡养性情去了。中国文学,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,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。廊庙文学,不是假文学,就是经世之学,狭义言之,也算不得文学。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,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,都是归返自然,属于幽默派,超脱派,道家派的。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,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,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,中国人之心灵,不知要苦闷到如何。

  老子庄生,固然超脱,若庄生观鱼之乐,蝴蝶之梦,说剑之喻,蛙鳖之语,也就够幽默了。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: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。吾闻之,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,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,态色与淫志,若是而已。”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,司马迁所误传,其一股酸溜溜气味,令人难受。我们读老庄之文,想见其为人,总感其酸辣有余,温润不足。论其远大遥深,睥睨一世,确乎是真正Comic spirit(其说见下)的表现。然而老子多苦笑,庄生多狂笑,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,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。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,到了愤与嫉,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。屈原、贾谊,很少幽默,就是此理。因为幽默是温厚的,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,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,机警犀利之讽刺,西文谓之“郁剔”(wit)。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,恭而安,无适无必,无可无不可,近于真正幽默态度。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,乃一最明显的事实。我所取于孔子,倒不是他的?NFDCC??NFDE9?如也,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。腐儒所取的是他的?NFDCC??NFDE9?如也,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。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,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,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。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,而不是“吾与点也”幽默自适之孔子,孔子既殁,孟子犹能诙谐百出,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,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,齐人一妻一妾之喻,亦大有讽刺气味,然孟子亦近于郁剔,不近于幽默。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。其后儒者日趋酸腐,不足谈了。韩非以命世之才,作《说难》之篇,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,不甚轻快自然,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。东方朔、枚皋之流,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,又非幽默本色。正始以后,王何之学起,道家势力复兴,加以“竹林七贤”继出倡导,遂涤尽腐儒气味,而开了清谈之风。在这种空气中,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,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,一变而为恬淡自适,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。其结果,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。陶潜的《责子》,是纯熟的幽默。陶潜的淡然自适,不同于庄生之狂放,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。他《归去来兮辞》与屈原之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相比,同是孤芳自赏,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。他与庄子,同是主张归返自然,但对于针砭世俗,没有庄子之尖利。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,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。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。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,到了陶潜,只成温和的微笑。我所以言此,非所以抑庄而扬陶,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。议论纵横之幽默,以庄为最,诗化自适之幽默,以陶为始。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,陶潜是阴性的幽默,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。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,认为幽默必是讽刺,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,以示其范围而已。

  庄子以后,议论纵横之幽默,是不会继续发现的。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,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。二千年间,人人议论合于圣道,执笔之士,只在孔庙中翻筋斗,理学场中捡牛毛,所谓放逸,不过如此,所谓高超,亦不过如此。稍有新颖议论,超凡见解,即诬为悖经叛道,辩言诡说,为朝士大夫所不齿,甚至以亡国责任,加于其上。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,浮于桀纣,认为仁义幽沦,儒雅蒙尘,礼坏乐崩,中原倾覆,都应嫁罪于二子。王乐清谈,论者指为亡晋之兆。清谈尚不可,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?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,皆负经世大才,欲以佐王者,命诸侯,治万乘,聚税敛,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,何暇言讽刺?更何暇言幽默?朝士大夫,开口仁义,闭口忠孝,自欺欺人,相率为伪,不许人揭穿。直至今日之武人通电,政客宣言,犹是一般道学面孔。祸国军阀,误国大夫,读其宣言,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。暴敛官僚,贩毒武夫,闻其演讲,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。至于妻妾泣中庭,施施从外来,孟子所讥何人,彼且不识,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?文章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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