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长春:康有为的苦心

时间:2019-01-22 13:55:38 作者:佚名 资料来源:网络

刘长春:康有为的苦心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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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长春:康有为的苦心

  17世纪始至18世纪末,中国形成了封建制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——“康乾盛世”。从康熙到乾隆这130多年中,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。乾隆末年?公元1796年?,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,人口占世界二分之一,对外贸易长期出超,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。中国的城市,除北京都城以外,得以迅速发展。杭州,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”不用说;南京,在吴敬梓的笔下已是“人烟凑集、金粉楼台”的欣欣向荣气象;还有扬州、苏州、广州,人口聚集均达到50万以上;山东的济宁则为“百货聚集之地,客商货物,必投行家”。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当时的中国是“举世最优美、最古老、最广大、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”。

  光绪二十一年?公元1895年?春,离“康乾盛世”正好100年。其时,中日甲午战争经黄海之役败北、威海卫失守,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结局,迫使垂头丧气的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坐到了谈判桌上。弱国无外交,谈判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约的消息一阵风似地刮遍了北京城,北京震惊!举国震惊!

  在这样一个情势下,南海举人康有为奋然而起,登高一呼而四方云从,导演一出“中国数千年未闻有此大举”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。公车上书“虽不行而全国震动”(梁启超《南海先生传》),它却使康有为作为一股新生政治力量的领袖,第一次获得了与朝廷对话的资格,并从此跻身于中国的政治舞台,这是中国自有封建制以来从未有过之大事。

  事实上,在“公车上书”之前,康氏曾于1888年始先后有三次上书清帝,然皆石沉大海。当年,胸怀回天之志而不能实现的惆怅,大梦先觉而未为众人理解的痛苦,以及凄凉去国前途未卜的迷茫,曾使悲观南归的康氏感到无路可走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遂与世绝。”

  从此,他不再风闻国事而隐身于文字了。

  他一头扎进故纸堆中,扎得很深,很深。无所谓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,记不起耻笑、唾骂、轻蔑、冷落,忘记了轿子、票子、房子、孩子,顾不上功名、利禄、光宗、耀祖。四千余纸的古代碑刻,四百余日的考玩爬梳,从文字起源、沿革到演变,于“备魏”、“取隋”到“卑唐”,摧陷廓清,如拨云雾而见青天,终于得出一个结论:物极必反,天理固然。于是,他挥舞如椽大笔,一任汹涌而至的文思、精辟独到的妙语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“井喷”而出:

变者,大也。(《原书第一》)

人限于其俗,俗各趋于变。天地江河,无日不变,书其至小者。(《体变第四》)

故有宋之世,苏(苏轼)、米(米芾)大变唐风,专主意态,此开新党也;端明(蔡襄)笃守唐法,此守旧党也。而苏米盛而蔡亡,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。(《卑唐第十二》)

古今之中,唯南碑与魏为可宗,可宗为何?曰:有十美;一曰魄力雄强,二曰气象浑穆,三曰笔法跳越,四曰点画峻厚,五曰意态奇逸,六曰精神飞动,七曰兴趣酣足,八曰骨法洞达,九曰结构天成,十曰血肉丰美。(《十六宗第十六》)

盖天下世变既成,人心趋变。以变为主,则变者必胜,不变者必败,而书亦其一端也。(《卑唐第十二》)

  理论的是书法,关注的是现实,检索的是历史,寄托的是“复古为解放”的思想,影射的是政治,着眼的却是救国。

  试问,从古至今,上下几千年,有康有为这样论书的吗?没有。

  《广艺舟双楫》一问世,无异于在当时的全国学术界、文化界扔下了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它的震波所及,招致各种指责和异议是可以想象的。的确,光读这样的文字,不要说在“以古为训”的当年,即使在我们能够淡然回首往昔的今日,康有为的理论与见解也有偏激之嫌,甚至不够科学。这是很容易下,也可以下得很轻巧的一个结论。但是,后来的人最容易忽略和最不容易感触的,却是一个倡风气之先者深隐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。自鸦片战争始,中国割地、赔款、租界、被迫开放通商口岸,丧失了领土权、领海权、铁路开发权、内河运输权,国际形象一落千丈,亡国之恨、切肤之痛、枕戈之耻,我们这些后人怕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同时,也正因为这样一个联系,提升和扩大了康有为的见解和视野,借题发挥,放言高论,将其“托古改制”的变法思想融入其中,赋予这部书论鲜明的政治色彩。记得鲁迅说过,凡做领导的人,必须勇猛,不然,不易勇往直前。康有为领导时代潮流,以勇猛之锐气,成火山喷发之势,可谓横绝一世。勇猛中有点偏激,就该抹杀吗?我持异议。从书法之小道说开去,再想开去,“可著圣道,可发王制,可洞人理,可穷物变”,“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”——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。

古人云:小隐隐于山林,大隐隐于市。隐于市的康有为,怎么也隐藏不了他那一颗扑扑跳动的爱国救国的心。

  晚年的康氏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:“一事无成人老矣,惟将谈艺握千秋。”一个风云一时的人物,到了晚年,自觉只有他的书论可以流传后世了,这种清醒,分明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曲的自然流露。然而,康氏提倡碑学的见解,为他身后的中国书法的发展开拓了一种新的视界和空间,其意义与影响力却是不言而喻的。

  思开风气的康有为,以大海潮音,作狮子吼,揭开中国近代史“百日维新”的悲壮一幕。与书法锐意变革的主张一样,这些都将是我们永远的话题。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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